• 2009-07-02

    流行残稿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是1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了一个圈圈,神话般地崛起了深圳、广州等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了工厂、高楼等座座金山。那时候,我们小渔村里刚刚发育成熟的小青年们,纷纷涌向粤南,大体和现在的北漂相差无几。男的干土建、水电活儿,女的则到服装厂踩针车,每天按件计酬,按照我姐姐的说法,一个女工,每天必须踩出100条内裤,才能挣够标准工钱。

     

    我清晰地记得,我哥哥和姐姐外出打工的那一年冬天,除夕临近,天寒地冻,我家石头房门前的那条斜坡,突突地就冒出了一个中分头、一顶淑女帽,接下来,是一件收腰的皮夹克和一件绿色的小棉袄,再看下身,两条天蓝色的苹果牌牛仔裤直立在两双匹克运动鞋上。我们都没有认出一年不见的哥哥和姐姐,但是,他们从特区带回来的礼物,一下子给我们全家带来了一场潮流启蒙。我获得了一身100块钱的绿色运动服当作闹年的新衣,妹妹是一套小裙子,爸爸穿上了西装,唯有惠安女打扮的妈妈,不收服饰,但拿到了红包。

     

    那年的冬天,我们过了一个最别样的春节。每近黄昏,我都在盼着哥哥上床睡觉,因为,在他临睡前,我可以充当一回拉裤者。那时候的苹果牌牛仔裤,三四百块钱一条,脚口收得很紧,晚上睡觉前,没有人帮忙拉一把,是脱不下来的,这个工作自然交由我来完成。那时候几乎找不到夸张的胖子,由于物质的贫乏,哥哥的身板和苹果牌牛仔裤贴合得无缝可寻。我渴望每天都能摸一把那条牛仔裤,那几乎倾注了我整个童年的遐想和渴望,所有和我一样大的孩子,每天都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可以跟着大人们出去四海为家。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流行音乐的哼唱声开始充斥着我们全村,走到石头巷口,走到老井旁,走到舢板边,哼着张国荣、哼着谭咏麟、哼着梅艳芳、哼着陈百强以及哼着草蜢乐队和四大天王的小青年,正在给整个渔村洗礼,宝丽金明星们的海报开始贴上了每家每户的石墙,艰难条件下看到的Beyond演唱会,成为我们口中最津津乐道的Band Sound。后来上了大学,我听说了诸多关于南方文化沙漠的论调,深不以为然。倘若一种断不能称之为文化的文化,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震荡了一个小渔村每一颗晶莹剔透的心灵,成为他们成长和回忆的不老印记,何以称得上非文化或者次文化?放下姿态的高低,谁也不能否认,别人有别人的玩物,而我们,我们也有属于我们的玩物。

     

    还有一样疯魔流行的是看露天电影。某日,周星驰的电影要在晒鱼场上演了,放镭射的春国搭好放映设备,村里的每个角落都将谈论这一场放映。甲问乙,打不?乙答:打,相当打;甲又问,好笑不?乙答:真他娘好笑。于是,当天晚上,我们便像小霸王一样分占家里的小板凳,每人一把;还要偷杂货店的雪梨,人手一个,电影不打时我们吃雪梨提神。我们怀着扎堆于大荧幕前的激动心情,冲向晒鱼场,那个人山人海啊……我们用小板凳占座,越靠前越激动,为了一个地理优越的位置,我们常常打得不可开交。臭头依然会要我用力将他往前推,在向前冲锋的时候摸一把姑娘的屁股。当姑娘嗔怒的时候,臭头会嬉皮笑脸地说,不好意思,脚底滑,打了个趔趄。这时候,资深的影迷小三大喊,别闹了,这个很能打的家伙要单手抓起冰箱了(周星驰的《新精武门》),于是,我们聚精会神,我们全神贯注,我们每个人都摩拳擦掌,约好改天到海滩上比腕儿力。

     

    许多年后,我们知道,那个叫张国荣的戏子在《新上海滩》中和宁静一见钟情;我们还知道,周淮安是假娶金镶玉,事实上他爱的是邱莫言(《新龙门客栈》)。可是当时我们多么没有心机啊,我们只会擤擤鼻涕,骂周淮安不识好歹,骂金镶玉搔首弄姿,还要赞赏刘德华的痴情和怒斥张国荣的夺人所爱。

     

    我记得我们家有个台湾亲戚,第一回回大陆省亲时,他送了我家一台日立电视和一把东芝录像机。哥哥和姐姐从深圳带回来的录像带,成了全村人夜游我家的全部理由。借此机会,我每天堵在我家门口,倘若甲在背后说了我一句坏话,那对不起,你晚上要错过《英雄本色》了;倘若是乙考试考得比我好,那对不起,你就在家继续你那很有前途的温书大计吧,我家正要放《力王》,很血腥很暴力,但这和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小孩子经常没有来由地看谁不够爽利,于是任凭别人如何敲门都当没有听见,而屋子内,一帮人正紧张地看着巩俐和林青霞在空中火并(《天龙八部》);还有一种情况是,丙来敲门,但屋内人数已满,丙连忙称,我是××人的好朋友,我不要座位,我站着就可以,而且我很瘦,不怎么占地方的。于是我把门打开,蜂堵在门口的小厮们一拥而入,仿佛他们的明星和偶像正藏在我屋里,他们只是想进来一探究竟,即使所有电影他们已经看过无数次……

     

    想想25年来,借着这架录像机,我把唯一能够独裁的年代遗忘在身后,伴着长大的过程,我们终于越来越民主,民主地一碗水端平,民主地毫无怒火毫无刁钻之气。前些年我拖着疲累的身躯从苏州回到老家时,妈妈正在收拾杂物,那台录像机早已报废,但一溜整齐的录像带,虽落满尘灰,却全是记忆的封印。

     

    后来,伴随着VCD的普及,我家的观影盛世终于成为往事。现在,我养成了一个人看电影的习惯,却经常浮现那时候集体观影的一些片段。想起一盒盒磁带,一张张海报,一本本手抄的流行歌词,还有一部部“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的香港电影,正是他们,完成了我们的年少启蒙,我只能引用的史铁生在《务虚笔记》里说的那句话来收鞘,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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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中,老教授伊萨克在他那个著名的梦魇里,碰到了一辆载着棺材的马车。马车撞落,棺材落地,一只手伸出棺材,伊萨克走近一看,棺材里躺着的正是自己。正是这个梦,开启了伊萨克那一场关于追溯记忆的旅行。不知道伯格曼的这个手法是否参考了1932年卡尔·德莱叶(Carl Theodor Dreyer)的首部有声电影《吸血鬼》(Vampyr),片中男主角阿兰·格雷在跟踪行踪可疑的医生时,灵魂出窍,并在一间破落的房子中看到了一口棺材,他打开棺盖,发现里面躺着的正是自己。随后,卡尔·德莱叶采取了棺内人的视角,天花板、两位抬着棺材的木匠,木匠给棺材钉上盖子,接着棺材被抬出,走出房子,这时候,作为“死者”的阿兰·格雷看到了阳光穿过的树梢、屋顶、教堂的尖顶依次出现。这个视角的张力,言语难以体显,每一个细心观察的人都会发现,自己的心吊到嗓门口——这位灵魂出窍的阿兰·格雷先生,是出于梦魇,还是恐惧,或者二者皆有,才走到这样的境地?拍案叫绝!自1895年电影产生以来,有人这么大胆而富有创造力地如此作为过吗?

     

    纵观后世的吸血鬼电影,少不了吸血鬼伸出獠牙,在无辜者光洁的脖子上凿上两个血孔的“典型”画面,嗜血成为吸血鬼电影共同的象征,尤其是特兰西瓦尼亚神秘的德古拉(Dracula)伯爵,他张开双翼,用他骇人的造型时时刻刻地恐吓着这个世界。除了成就最高的茂瑙 (F.W. Murnau)的《诺斯菲拉图》(Nosferatu, eine Symphonie des Grauens),后世的几个版本: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的诺斯菲拉图(Nosferatu: Phantom der Nacht)给人留下了更多关于黑死病的印象,而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吸血惊情400年》(Dracula)则将重心转移到了加里·奥德曼(Gary Oldman)和薇诺拉·赖德(Winona Ryder)的跨越时间瀚海的爱情和神交中;至于像尼尔·乔丹(Neil Jordan)的《夜访吸血鬼》(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则已经将吸血鬼影片发展为注重明星造型艺术以及讲述吸血鬼物种“孤独”主题的商业电影。讽刺的是,德莱叶在拍这部片子时,也是想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但结局完全背离了他和制片商的愿望,卫西谛将《圣女贞德》和本片称为德莱叶电影生涯中的两次“失败”(卫西谛《德莱叶的两次“失败”》)。这个世界上,有不少人争先恐后地想让自己“艺术”起来,但最后发现,他们只能待在“艺术”的门外徘徊惆怅,而卡尔·德莱叶的简简单单的愿望,是希望这部片子能够挣到足够的钱,但没有办法,他的创造力和敏锐的艺术直觉,在观众伸进口袋掏钱的当口“出卖”了他。往往是这样,真正的“艺术”只能留在历史中等待正名,此为题外话。

     

    不难发现,后世的吸血鬼经典镜头在德莱叶的这部片子中几乎找不到。它没有吸血鬼的獠牙,没有被吸血后留下的血孔(只有片中少女脖子上留下的一条小疤痕),甚至你都看不到吸血鬼在片中的造型,那位最后被尖木桩穿心的吸血鬼老太婆玛格丽特·卓萍就是片中最邪恶的肇事者。没有造型,与常人一致,这就是德莱叶的吸血鬼造型。刚开始的时候,在不知道该片是吸血鬼题材时,我们还以为,这是个恐怖故事,一个对神秘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年轻人,即将遭遇他的鬼魅。如同前面所说的,没有造型,吸血鬼的形象无异于常人,真正的恐惧感并不需要在造型上做多少文章,剔除那些我们“后”入为主的元素,德莱叶想讲的“恐惧感”立刻具备了普适性。每个人不需要发现吸血鬼、或者发现自己变成吸血鬼后才能够切身体察这个世界的恐惧。或许是这个原因,伯格曼的《豺狼时刻》(Vargtimmen)与上述的《野草莓》片段,才能够历尽时间的冶炼,在每一代影迷的心坎上重重地留下几道恐惧的印迹。

     

    出于商业上的目的,据说,德莱叶摒弃了《圣女贞德》中被大量应用的人脸特写、快速剪辑的风格,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流畅的长镜头,但事实上,诸多特写镜头依然是德莱叶的拿手好戏。由于《吸血鬼》大部分均是室内剧,因此,德莱叶将空间利用得近乎极致。镜头充分利用了光线在室内的明暗对比,吸血鬼自由移动的影子在黑白墙面中时而隐没、时而出现,阿兰·格雷先生,总是睁大双眼,看着在黑暗中若隐若现的影子,他在窄小的空间里不断走动,而他的四周,不是吸血鬼的影子,就是一些奇异的人们,他好像永远走不出去,他的四周——与其说是由具体的物质建立起来的墙,不如说,是由鬼魅们合力筑起来的围剿之墙。我们忽然发现——阿兰·格雷先生,被无处不在的鬼魅包围住了!

     

    即便是在大量的移动镜头中,德莱叶也不忘切入特写镜头,记满吸血鬼故事的书页、人的头骨、少女被吸血鬼吸血后的痛苦表情。最让人惊悚的莫过于,阿兰·格雷先生发现躺在棺材里的人正是自己时,镜头一方面切换了另一条线里木匠的活动,另一方面,不断地切入躺在棺材中的“死者”阿兰·格雷的脸部特写,没有人愿意多看自己死时的模样,哪怕多看一眼。但是德莱叶正试图通过影像告诉每一个人,这或许是你死时的表情。这种诉说,围困了人类共同的心灵,激发了每个人都在劫难逃的恐惧感。

     

    或许正因为如此,伯格曼用一座岛和一座城堡围困住了马克西·冯·西多(Max von Sydow);或许这因为如此,伊萨克在梦境中找到了躺在棺材里的自己;而爱伦·坡(Edger Allen Poe)的用他的猫“喵”吓了这个世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写出了私藏爱人尸体几十年的艾米莉小姐。——人类的恐惧感找到了它们统一的经典样式:源自于心灵,挣脱于感官。他们无疑都在证明一个论点:每个人都会遇见一口棺材,打开后发现自己躺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