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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中微微有一个不切合事实的印象，最初第一眼看见杨德昌的照片时，压根儿想不到那就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大导演，却一直错觉认为在早期许冠杰的那些喜剧片或者某些香港鬼片中某个倒霉角色上看到过类似长相。事实上这是任性的先入为主。这种错觉慢慢被扭转过来后，对于作品本身的印象由于之前的反差更加震撼着我，后来看了《一一》，我确定这是和侯孝贤一个水平的华语电影大师。
他花了很长时间看懂了费里尼的《八部半》，同时，在美国学电影时迷上了德国新电影，说到赫佐格的时候，他来了句哇操然后滔滔不绝，认为电影怎么可以像《阿基尔，上帝的愤怒》那样拍。这大概就是一个和我们一样，从年轻的时候就满怀对理想的憧憬，只是我们一直举步维艰。同时，他具备了旗手的所有条件，我是说，在他年轻的时候，跨越专业，保持爱好，一步步表达自己的声音，我们缺少的全是勇气，但是，勇气是一步一步通过自身营造起来的。
“台湾电影宣言”就是当时几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在杨德昌的住所签订的，具体地点在台北第二区济南路69号屋，这个地方足以存放里程碑。现在看来，54个参订者中的几大代表人物各有所长，杨德昌、侯孝贤、陈国富、赖声川、吴念真、焦雄屏，说起每个人，谁没有自己的看家本领，但是，和别人区别开来，我们爱杨德昌什么？
他就像诸子百家中的一子，充分吸收了典型中式思想作为自己的底气，他一直信奉“能者作智，愚者守焉”。侯孝贤像一个诗人，而他更像一个思想家，只是他们涉猎的范围后来成为了人们分门别类的记号，人们习惯说，他是城市猎手，侯孝贤是乡土诗人，李安则是家庭伦理大师。好吧，他如何是一个思想家了？在他的电影里，我们看到了在中式思想——如果可以说那和儒家思想有点瓜葛——的背景下，故事是怎么自动说出来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作为杨德昌第一部最没有心机的大作，故事就是自动说出来的，谜面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答案耗尽了整整一部长片。中国人并不喜欢直接给答案，但是他们一定会给足交代和理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怕絮叨不怕啰唆，直接从侧面剖析了一起杀人事件的真正元凶：一个时代的凝重和抑郁以及由这些情感形成的杀人环境。事实上，这种答案在风中，情怀在过程的特点在《一一》中更淋漓尽致，杨德昌更加成熟了。
那些喜欢把文化联姻作为噱头的人可以再客观一点。人人都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脆弱，杨德昌不是，蔡琴也不是。我就喜欢杨德昌和蔡琴搞对象，就算散伙了，杨德昌继续和电影搞对象，也是一大快事。我们通常说一个人不好，不是人家真不好了，就是说人家一直活在理想主义中，一直活在半拉子思想里和一箩筐不实际中，可是就你们现实才是唯一准则，指不定在什么时候理想主义还是主流呢。一个男人，事业至上，和生活、感情有什么说不过去的理亏之处吗？事实上，我认为最感人的地方是我们在《一一》中看到一个思想家对于家庭、记忆、环境和历史的沉稳、安宁、巨细的创造。一切大规模的描述就是为了一个最终目的——触摸情感的真髓。所以，杨德昌是一个具备最终情感表达指向的电影思想家。少女心事、童年困惑、事业危机、家庭纠纷，全在他的静态镜头和流畅的平行蒙太奇里一幕幕上演，最后恰到好处地抵达了情感的彼岸，同时，故事从原地一直潜行，最后静止在某一处记忆里。
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导演们是那么热衷于描述往事和记忆，太久的压抑使得他们如饥似渴地想把对几十年的记忆表达通通解放出来。但是，2007年6月30日，杨德昌静止在某一处记忆里，临死之前，他一定抱憾，因为《追风》依然遥遥无期。好久没有搜查他的资料，所以他的死对于我这个小影迷来说那么突然，早上雅狼姐姐告诉我的时候，我愣是没反应过来，上回这种反应应该是罗伯特奥特曼死的时候，可是人家就一老头了，比杨德昌活得久多了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努力关注属于我涉猎中的前沿动态，香港回归纪念晚会没劲极了，黄家驹的祭日一点动静都没有，马龙白兰度的祭日也一样，《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耗尽我将近两天，不过很好看，对北京的向往蠢蠢欲动无以复加，我什么时候才能脱身藩篱远赴理想当一个电影编剧呢？今天还有人骂我失去理想了。
仅以此牢骚怀念杨大师。
晚上回去先断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复习《一一》和《青梅竹马》。